□ 朱睦卿

梅城古城掀起了大规模的棚户区改造，老家的老房子也在拆迁改造之列。这幢老房子是上世纪60年代从人家手里买来的，有些年头了。随着姐妹们长大，老人故去，已经多年没人居住了，只能租给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不图房租，只盼有人居住，门窗可以常开通风，延缓老房子衰朽的速度而已。

收拾老器物的时候，看到了角落里的一个旧缸灶，上面积满了岁月的灰尘，默默地守候在这里已经有几十年的光阴了。

缸灶是严州土话，就是瓦灶，是用泥土烧成的锅灶。瓦灶是连锅台都搭不起的穷苦人家才会用的东西。“绳床瓦灶”是形容贫穷生活的常用词，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形容自己的穷困生活时就说过“蓬牖茅椽，瓦灶绳床”的话。顾名思义，缸灶的造型就像传统的水缸，不过多出一个烧火的口子而已。灶壁比较厚，不像水缸那样薄薄的一层，以保温和隔热。缸灶体积小巧，便于搬迁，是居处逼仄的升斗小民和浮家泛宅的船户人家必备的炊具，在社会普遍贫穷的年代，缸灶的需求量很大，碗店或杂货店里都可以买到。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全国掀起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分散的手工业者被组织起来，成立了手工业合作小组和生产合作社，我们家也从严东关迁到梅城南门外的黄浦街，租了一户篾匠店的房子住。黄浦街濒临江边，地势低洼，常常要涨大水，这里的房子多用木板搭成，住处十分窄小，居民只能用缸灶来做饭。

缸灶只是里弄居民和江上船民的炊具，乡下农民和大户人家是不会用的，每户人家都有厨房。民以食为天。对于细民百姓来说，吃饭是天大的事。灶台加上盛水的大水缸、摆放油盐碗筷的菜橱，是厨房间的“标配”，要占去厨房的大部分空间。燃料主要是山上砍来的柴草。由于柴草燃烧的速度很快，必须不断地往灶膛里添加，因此，灶下添柴烧火和灶上掌勺炒菜必须两个人才能进行。柴草塞得太多或者是没有干透，火苗起不来，就要用火筒往灶膛里吹，输送氧气以助燃。火筒用杯口粗细的毛竹做成，长约两尺，一般为两节，吹气的一头空心不留节；另一头则保留竹节，节上钻一小孔，以保证吹出来的风有足够的力量。短小的柴火要用火钳夹到灶膛深处。饭做好之后，灶膛里没有烧尽的炭火可以退出来放入炭坛里闷黑做炭；冬天则直接放置到竹篾编的火熜里取暖。烧尽的柴灰要用火撬（铁锨）铲出，称为炉灰，可以当肥料用。火钳、火筒和火撬构成了灶下的“三大件”，缺一不可。

严州土话称厨房间为“镬灶下”，虽然俗了一点，但却很形象：厨房间原本就是以灶台为中心的，所以下厨做饭也叫“下灶”。“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是对一个已婚女子的最高评价。古诗中就有“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唐王建《新嫁娘词》）的诗。女子新婚三日必须下厨，这是古代的习俗也是必须遵守的规矩。

镬灶下是孩子们最想去的地方，因为这里有好吃的东西，可以在这里得到一点母亲的“赏赐”。以前孩子多，除了过年过节，小孩是不能上桌的，吃饭都在镬灶下的水缸盖上进行。水缸是那时家家必备的用具，大的可以装三四担水，小的至少也能装两担水，水缸必须加盖，以防杂物污染。水缸盖严州土话叫“水缸板”，用厚木板做成，最小的也有一米见方，供几个孩子吃饭已经足够了。我从小到大都是在水缸板上吃饭，可以说是在水缸板的边上长大的。通了自来水之后，水桶、水缸以及与之相伴的三代同堂的大家庭都消失了，独生子女成了家中的“小皇帝”，捧都来不及，不要说没有了水缸板，就是有也不会让“小皇帝”在水缸板上吃饭的了。

上世纪70年代，浙江搞起了“夺煤大会战”，这个时候新安江和梅城办起了煤球厂，煤球虽然很难烧尤其是发炉子很难，常常弄得灰头土脸的，但可以免去上山砍柴之苦，已经是进了一大步了。烧柴的灶台和缸灶被一只只煤球炉子代替，后来又改成了有孔的蜂窝煤饼，比起煤球好多了。但是火力总是不大，烧一顿饭要很长时间，要是来了客人常常弄得捉襟见肘，穷于应付。那时我已经到新安江来工作了，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买煤饼是家里的一件大事。虽然要凭票购买，但是“僧多粥少”，煤饼厂的生产老是跟不上，买煤饼要排很长的队，往往是模子里冲出一只就被守在边上的人拿走了，经常出现争抢的场面，甚至闹出了手指伤残的事故。

80年代以后，逐渐用上了罐装煤气，煤饼渐渐退出厨房；再往后，家家户户都安装了煤气管，煤气管道和自来水管、网络线路一起，进入了千家万户。

告别了几千年的大柴灶，用过可以移动的小缸灶，拎过煤（饼）球炉，换上了煤气灶，又用上了电饭锅，改革开放的中国用了40年的时间就跨越了几千年的历史，从最原始的烟熏火燎的柴灶进入到了燃气化、电气化的时代。我深深地为我们这一代人庆幸：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我们是这一巨大变化的见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