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 宏

一、学手艺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春风吹拂下，我的父亲背着简单的行囊来到洋溪老街，向一位修钟表的老师傅递上了我伯父的举荐信，从此开启了一段拜师学艺的清苦生活。

在洋溪近两年的时光里，父亲除了当好学徒练好手艺之外，总喜欢一个人在新安江里游泳，从老街码头游到江南岸，再从江南岸游回老街码头，循环往复中，十七℃的江水带来的畅快淋漓给二十六七岁的父亲平添了不少乐趣。当年的老街，留给父亲的印象是“青石板铺成的街道被村民踩得油光锃亮，弄堂里的百年老房有天井阁楼、雕梁画栋、飞檐走兽，店铺的每一块门板上好像都记载着述说不尽的埠头故事”。当徒弟的日子毕竟是艰辛的，父亲晚上就住在老街上的店铺里，睡的床是用五六张长条大板凳拼接起来的，给师傅家干些农活自然是应当应分的，师傅做人节俭，师傅家吃什么徒弟便吃什么，父亲说：“吃不饱是常事，也不好意思说，那个时候的年轻人都老实。”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父亲的手艺很快就在杨村桥老街上落地生根。从八十年代初开始，腕戴国产机械表逐渐成为一种时尚，九十年代以来，堂前挂只漂亮的石英钟成为一种装饰，父亲虽没有规划过自己的职业前景，但事实上却在孜孜矻矻地下着“个体经营”的先手棋。早前是在一家国营店里简单租了一个小小位置修钟表，而后在街头的车站前请人搭了一个近6平方米并挂着正经招牌的蓝铁皮棚，最后踩着集镇建设的鼓点建造了两层两间的桥头店面房。

二、老房子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为支持新安江水电站建设，世居淳安的外婆携儿带女编入了近30万人的芸芸水库移民大军。当年仓促的背井离乡，旋即便在杨村桥新家园的辛劳耕耘中淡忘。外婆不识字，不晓得“舍小家、顾大家、为国家”的思想追求，更不懂得助力国家水电建设大业的精神境界。外婆只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党和政府让我们搬家，我们就搬家，让我们留下，我们就留下，老百姓要听党和政府的话。”

在杨村桥一个叫做高畈的自然村，外婆一家分到一座老房子，泥木结构，三间正屋，两间附屋，屋后还有一个别致的小院子，院子里的早橘、樱桃、杨梅等果树和四季菜蔬曾将我的孩提时代涂满了缤纷的色彩。父亲与母亲的婚礼也是在老房子里举办的，老房子见证了他们朴素的婚姻和爱情。父亲修钟表的手艺远近闻名，深受乡人尊敬。母亲是七十年代的严州中学毕业生，回村后当了几年初中代课老师。外婆曾对我说，之所以同意父母的婚事，主要还是看重父亲会修钟表的手艺。

光阴的流逝，风物的变幻，在这个最好的时代让人有些目不暇接。父母亲和当时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普遍认为“脸朝黄土背朝天”是赚不到钱的，能赚到钱的都是那些会念“生意经”的人，这就是他们对市场经济的民间解读。整个八九十年代，“做生意”这个词出现的频率远远高于现在侈谈“创业创新”的频率。修理钟表以及销售钟表类相关商品使一户普通农家的生活条件蒸蒸日上，而外婆独创的建筑类名词“移民屋”，在风霜雨雪的侵蚀下，皱纹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几乎再不能用任何“粉底”去遮饰了。

三、第一个

父亲的手艺成为他张眼看世界的窗口，他时刻关注着国家的政策、经济的发展、身边的变化，他从修理钟表开始，到敢第一个“吃螃蟹”跑去义乌进货做生意，自觉地延伸出一条销售钟表以及经营其它配套产品的新产业链和新价值链。父亲以前经常引用邓小平的两句名言，一句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一句是“看准了，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他用自己的青春、雄心和奋斗，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乘风破浪，逐渐摘掉了贫穷的帽子，逐步闯出了一条发家致富的路子。父亲有他自己的骄傲。在村子里，父亲第一个购买了上海牌黑白电视机，第一个建造了贴着马赛克带有前后院落的新楼房，又是第一个搬出老街店面入驻商贸街新店的个体工商户。

父亲的钟表行业，能窥探出一个镇域经济的兴衰，并深切地融入到了杨村桥的城镇化进程，只有经济昌荣、集镇繁华了，人们才会有意识地去买手表、戴手表、修手表嘛！

“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穷山距海，不能限也。”如今，杨村桥的草莓名扬天下，“复兴饮食街，吃在杨村桥”恰似一抹乡愁，十三个村齐头并进聚力“乡村振兴”，“接轨高铁时代，融入美丽城镇”更是打开了杨村桥跨越发展的新视野。

偶尔，父亲也会不谦虚地说，他曾经是做过杨村桥“领头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