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然山

每天从家里出去，抑或由外面回来，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抬头瞧瞧钉在门楣上的牌匾——“光荣之家”，于是，半个多世纪前参军的一幕，便会在我的脑海里闪现。

记得1949年5月的某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六点刚过，就背着书包去萧山县立初级中学上学。走上东门直街，店铺照例没有开门，而门口却坐着一排当兵的，他们个个怀抱着枪，双目微闭，好像是睡着了。到校听老师说，才知他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来我的家乡解放了。

萧山是解放了，可舟山还盘踞着国民党的残余部队，他们天天派飞机来轰炸，害得我们时常要逃飞机，连课也上不成。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几个同学商量，决定去参军，把国民党反动派赶出去。决心下定之后，我们立即行动，有的去浙江军区，有的去二十三军，我和姓蔡的女同学则打算去杭州报考军政大学。

那时正值寒假。一天，我向父亲要了点零花钱，就和姓蔡的同学来到杭州，在护士学校找到她的姐姐，在她的宿舍里住了一晚，第二天便兴冲冲地去军政大学报名。那位负责报名的同志给我一张纸，让我写自己的姓名和籍贯。他看了之后没有作声，然后问我年齢，我回答十五岁。他又将我领到隔壁房间，让我量身高，称体重。这些事办完后，我问他什么时候来参加考试，不料他竟摇摇头说：“你太小，不合格。”希望落了空，我难过得差点哭出声来。回到家，母亲问我去杭州干什么，我没敢讲实话，就说到一个同学姐姐的学校玩了一天。顺便说一句，那位姓蔡的同学，因她比我大两岁，个子又长得高，所以后来考取了军政大学，如今成了离休干部。

报考军政大学没有成功，我很不甘心。当时新政权刚建立，到处都在招干，同学们大多没有心思读书，有位好朋友劝我与她一起去税务所工作，我因一心只想参军，一口回绝了。当时萧山县城里有许多解放军驻扎着，特别是汤家弄，住的是一个文工团，每天下午，只要不下雨，他们总是在天井里排练文艺节目，什么《兄妹开荒》啦，《小放牛》啦，唱的演的都很好，我就经常到那里去看他们排练。尤其是舞蹈，我很喜欢，什么红军舞、战士舞、插秧舞，我常常一边看，一边在旁边偷偷学。时间长了，那些文工团员都认得我了，他们休息的时候，会主动跑过来和我说话，叫我“小鬼”，问我住在哪里，有没有上学。我说就住在东门，已经读到初中三年级了。他们还说：“你经常到这里来看我们排练，是不是也喜欢文艺？”我点点头。这之后，一天，有一位女指导员找到我，让我做一系列弯腰、劈腿、翻跟斗之类的动作。当时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后来才知道，她是在考我的基本功。可惜，因为这些动作我都没有做到位，所以被淘汰了。

文工团员也没当成，我真是灰心透了。就在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三军教导大队文训队来到了萧山，他们就驻扎在我家旁边的一所大房子里。文训队和文工团一样，每天下午都要排练文艺节目，我依旧经常去看。我还听说，文训队不仅需要演员，还在招编剧，能写个快板、快书、数来宝之类的人，他们非常欢迎。听了这些，我虽然很高兴，可是我一样都不会，仍然当不了队员。正在发愁之际，文训队的女队长把我叫了去，说是有一位队员病了，不能参加明晚的红军舞演出，让我去顶替她，问我是否愿意。我听了真是既高兴又害怕，就说试试吧。我认认真真地练了一天，第二天的演出居然成功了，大家都很高兴。没过几天，这位队长又找到我，让我默写《东方红》的曲子，还要我回答三大敌人和四个朋友各是谁。这些我在政治课中刚学过，很快就答了出来。队长高兴地拍着我肩膀说：“小鬼，不简单，回答得都准确。不像有的人，把自己要好的人当作四个朋友，把自己反对的人说成三大敌人。通过了，明天你就到队伍上来吧！”原来这是一场考试，没想到，我竟通过了，马上要成为一名解放军的文艺战士了，我高兴得差点跳起来。

回到家里，我把参军的事和母亲说了。母亲抱着小妹，坐在我床边，说：“你年纪还小，部队要行军打仗，你吃不消的。再说，现在萧山县城虽然解放了，但乡下还有土匪，天下不太平，前几天还有一名共产党的干部下乡被杀了呢。”过了一会，又说，“虽然我们的家境不是很宽裕，但是培养你到湘湖师范毕业还是做得到的，毕业后当一名小学教师，生活有了保障，我们做父母的也就放心了。”母亲的劝说，我没有动心，第二天，也就是1950年的3月3日，我还是去了部队。

过了两个月，部队接到命令，去攻打舟山。我们从萧山出发，步行去宁波，第一天到绍兴。没想到，我们刚住下，父亲就匆匆赶来了。他把我叫到门外，偷偷塞给我一个金戒子，说是现在时局还不稳定，社会也不太平，到时候可以将戒子卖了，用作路费逃回来。我没有要这枚戒子，说自己决不开小差，当逃兵。父亲见我态度坚决，只得嘱咐我几句，扫兴而回了。

我在部队虽然只待了三年多时间，但却当过陆军和空军，做过会计和文化教员，最后成了一名副排级干部。1953年，因工作需要，部队送我到地方读书，把我培养成一名大学生。而今虽然离开了部队，但我永远是共和国的卫士，毕生无愧于“光荣之家”。